论明清花鸟画的嬗变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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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尤其花鸟一科，山西朔县峙峪出土的三万年以前的《古雕动物人物图》已见其雏形，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较为完整的花鸟画图案【1】，及至后来的民间工艺品，已处处可见虫鱼、鸟兽、树叶等图画。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汉代画像砖及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等，无一不体现出精湛的花鸟画技艺。五代、北宋徐熙及其孙崇嗣的“野逸”与黄筌及其子居寀的“富贵”，代表不同阶层花鸟画家的审美趋向，郭若虚谓其“二者犹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下笔成珍，挥毫可范”【2】，以至于直到北宋中期，花鸟画大多承袭徐、黄两派，影响画坛几个世纪。

      被称为“艺术皇帝”的宋徽宗虽然治国无方，但他所执事的时代，却是画院花鸟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代表官方意志的《宣和画谱》首次将花鸟画赋予人类的道德情操，所谓“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博，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3】。这种理念在之后的若干世纪（直到现在），一直成为花鸟画家们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原则。

      元代文人画的长足发展使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水墨花鸟得以广泛流行，画家们逐步由“以形写形”开始向“以意写形”转变。他们主张“以素净为贵”，其画在继承院体花鸟艳丽工整的基础上，一变而为清润淡雅，涌现出了如钱选、陈琳、赵孟頫、王冕、吴镇、柯九思等一代名家。

      毕竟元代以上的画家作品传世较少，后人要研究或了解其绘画史大多只能靠有限的文献资源和极其珍稀的画迹，这就注定我们所认识的那些时代的美术状态（包括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明清时代则不同。一方面，时人和后人所记载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可信度较高；另一方面，明清时代离现在并不遥远，画家的作品传世较为可观。这就决定我们所认识的美术状态在客观上可能更接近当时的现实。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合力举办的《中国明清花鸟画展》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认识机会，笔者也正是借助于最可信服的原始资料——展品来试图透析明清时代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程。 　　

一、宋元余韵：明初时期

      明代初期一般指洪武、永乐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此时的花鸟画最突出的表现为继承元代水墨画法和宋代院体花鸟。最能代表两种画风的作家莫过于夏昶与边文进。 　　夏昶（1388-1470）乃被称为画竹“开山手”的王绂（1362—1416）的高足，以墨竹著称，时谚有“夏昶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谓。在永乐中举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故后人称之为夏昶太常、夏昶卿。他继承了元人传统，在其师萧散自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墨色苍润、洒脱自然的风貌。他的墨竹，题材、内容极为丰富，在表现风雨中飘舞之竹方面尤见功力。史称其竹“烟姿雨色，偃直浓疏，动合矩度，盖行家也”【4】，从其《奇石清風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96.80，以下简称中大）可看出其端倪。该图表现清风轻拂下摇曳偃仰之竹。作者用墨层次分明，笔势遒劲，系其同类作品之佳构。传其衣钵者有魏天骥、屈礿（一作约）、张益、张绪、吴巘、王仪、杨廷端、朱端、何乔福、乔昶、冯起震及婿虞瑛等。其中晚明冯起震（1553－1642年仍在）的《湘江新雨图》（广东省博物馆藏B5007,以下简称粤博），仍然系墨竹，在承继夏氏的同时，也能有所创新。

      曾于永乐至宣德初期授武英殿待诏的福建人邊文進可称明初院体花鸟的代表，画史称其花果翎毛“妍丽生动，工致绝伦”【5】。他继承宋画院工笔重彩的传统，用笔精细，设色明艳，所绘《雪梅双鹤图》（粤博B5588），工整细腻，双鹤施以白粉，梅干及花朵也细致精确，笔墨潇洒。边文进以画花鸟著称，尤以画鹤见长，该图堪称其代表作。其子楚芳、楚善、楚祥及外甥俞存胜、婿张克信等均能传其家学。

      与边文进大致同时供奉内廷的繆輔的生平事迹一直史载阙如，從其傳世的畫作看，他曾供職于武英殿直錦衣鎮撫，擅長畫魚。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鱼藻图》，上署“武英殿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钤“良佐”、“赴清光”二印，则他为江苏人，“良佐”则有可能为其别字或号。他所绘之鱼藻，多写硕大的锦鲤游弋于深水杂藻间，旁有各类小鱼作衬。锦鲤或跳跃，或昂首，或俯游……各尽其态。《鱼藻图》（粤博B674）描写的便是其中锦鲤戏水一景，笔法仍然是两宋院体花鸟一路，工细别致而赋色浓丽。缪辅与其他宫廷画家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在题材上的创新，他能别出心裁，将当时很少为人所关注的鱼藻类生物入图，而且能生动传神地再现锦鲤在水中的各种表现，实属难得。他的生平传记虽然不为人所知，但所绘之各类《鱼藻图》则在明宫廷绘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代初期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画家，那就是以画梅见称的陈宪章录。陈录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浙江会稽，工诗善画，论者将其画梅与同时的冰壶道人王谦（字牧之）相比，并谓“二家虽格意不同，宪章笔力，实过于谦”【6】。《推蓬春意图》（粤博B4067）系其传世作品中之鸿篇巨制，全用水墨写就，继承了元人如王冕、邹复雷等人的墨梅传统，所绘梅干及枝叶遒劲挺拔，古意盎然，梅花则情态各异，正如杨殿邦题诗所言：“万花飞动墨香迟，写遍南枝与北枝；仿佛罗浮人入梦，一双翠羽欲来时”。该图历经周右、徐世昌等递藏，名人题咏殆遍，实属不可多得之艺术佳构。

      这一时期继承元人水墨传统的画家如王绂、姚绶、宫廷画家如周文靖、商喜、倪端、孙隆，浙派画家如戴进等也都擅长或兼擅花鸟。

二、“院体”与“吴派”并存：明代中期

      在中国画各科中，最能体现画家功底与笔力的莫过于花鸟画，同时，最能体现文人笔情墨趣和贯注思想情感的，也莫过于花鸟画。明代中期的花鸟画，在此两方面表现尤甚。

      明中期的花鸟画集中体现在以宫廷画家林良、吕纪为代表的院体和以沈周、文征明及弟子陈道复为代表的“吴门派”，两种不同画风的交替并存是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要特色。

      南海人林良（約1426-1493後）【7】是广东画史上较早蜚声于岭外的少数画家之一（前有唐朝的张询和南宋的白玉蟾），他一直供奉内廷，对广东画坛的影响并不大，但在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花鸟，介于“写形”与“写意”之间，而以写意为工，开创了明代水墨写意花鸟之先河，画史称其“画著色花果翎毛，极其精巧，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嚵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并谓“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8】。他的传世画作，大多以水墨花鸟为主，如《柳塘翠羽圖》（粤博B1046），虽然该图之“翠羽”赋以淡色且兼工带写，但就整幅画的主流看仍然是水墨写意，垂柳及杂石已摆脱了当时工笔重彩的习气，挥洒自如，独树一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灌木集禽图》、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双鹰图》等均属此类，李梦阳有诗咏曰“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9】，也是指此类画而言。当然，工笔重彩的作品也有，比如《松鶴圖》（粤博B2217）。但该图已在衬景的描写中不自觉地融入了水墨写意，如花草、松幹等。林良在当时花鸟画坛独领风骚，博罗韩荣光称“岭南画史林指挥，断楮残缣此争宝”【10】，连后来以泼墨大写意著称的徐渭也说：“本朝花鸟谁高格，林良者仲吕纪伯”【11】。林良画艺影响既隆，传其艺者自然不乏其人，除了其子林郊外，刘巢云、余姚邵节、常熟瞿杲、江宁殷善等也均执于门下或私淑其艺，成就斐然，清代扬州画派的李鱓也宗法林良，而多得天趣。

      与林良并称“南林北吕”、“林良吕纪，天下无比”的另一宫廷画家吕纪（约1439—1505年前）【12】是继林良之后的又一院体花鸟名家，他与林良最大的不同便是其画风仍然以工笔重彩为主，兼擅水墨写意花鸟，而林良正好相反。他初宗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受林良水墨写意影响，自出新意，遂形成赋色明艳、造型生动的艺术风格。相传他曾以绘画立意进谏而得孝宗所赞，画史称其“点染烟润，生意流动，有造化之妙”【13】，其《花鸟图》（中大96·86）所绘锦鸡、小雀、翠竹等皆赋色生动，用笔细致，大类南宋院体派，堪称代表之作。吕纪亦擅山水，但不多见。

      吕纪的画初时并不为人所知，以至于“凡纪所作，多假书良名”【14】，后来则青出于蓝，声名直盖林良，画史更称其花鸟“设色鲜丽，生意蔼然，为画流所宗”【15】。传其派者有其侄吕高、吕棠、吕远七，外甥叶双石，弟子肖增、刘俊、胡镇等，受其影响或私淑者有陆镒、车明舆、殷宏、郑石、朱端、童佩、罗素、殷善、殷偕、唐志尹等。其中葉雙石，本以画山水知著，偶擅花鸟，其《松梅雙鵠圖》（粤博B115）所绘翎毛、松石皆细致生动，设色明艳，能入其堂奥。

      同时期的朱芝垝(?-1511)，本为明朝宗室，为三城康穆王，别署“三城王”，唐宪王之子，博通群经，精于绘事，其《竹鶴圖》（粤博B768）明显为院体一路，设色淡雅而笔致工细，殆受林良影响尤深。

      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主要表现于花鸟，可以这样说，林良、吕纪的院画，代表了明代宫廷绘画的最高水平。

      水墨花鸟尽管在元代已经初见端倪，但真正开启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的却是以沈周为首的吴门派。

      沈周(1427-1509)并不以花鸟见长，他的山水画在明代画史上举足轻重，其写意花鸟同样意义非凡。他从南宋法常（牧溪）处得径，融入元人“墨戏”与淡设色，笔墨凝练而放逸。有论者认为沈周的花鸟画具有里程碑意义，提高了花鸟画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其开创之功甚巨，甚至认为在其之后，明清的所谓正派花鸟画皆在他的画风笼罩之下【16】。他的《荔枝白鵝圖》（粤博B1093）并未署款，仅钤朱文方印“启南”，长期以来未受到垂注，后经徐邦达、刘九庵、启功等鉴定，从其画风定其真迹无疑。该图以没骨法画荔枝，施以淡色，白鹅兼工带写，风格秀雅，当为早年杰作。沈周晚年则以水墨写意为主，笔墨稳中求放，简洁清润。

      吴门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文徵明(1470-1559)的花鸟画同样成就卓群。他曾师事沈周，受其影响，而以工致取胜，细秀处突过乃师。擅画山水、花鸟，书法亦自成一家。传世作品中山水、书法居多【17】，花鸟虽少，亦自不俗。《芙蓉圖》（粤博B633）可作为花鸟画风之代表。该图细致入微，与院体派最显著的不同便是，文氏融入了文人的笔墨情趣，并有题诗曰：“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转在中洲。美人唤隔盈盈水，落日还生渺渺愁。露洗玉盘金殿冷，风吹罗带锦城秋。相思□驾兰桡去，满目烟波不自由”，将芙蓉拟人化，表现出一种文人所特有的雅人深致。后有彭年、文伯仁、王安鼎等三人题跋。